sp; 3年间，上万名牧民将携着他们的家当，走下山，来到一个令他们陌生的地方，开始他们并不熟悉的生活。
蒙古人种地，那还是蒙古人吗？
34岁的苏开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，脸庞被紫外线晒得黝黑，眼神让人感到一种忧虑。
“我除了放牧，什么都不会。”苏开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，挣钱的机会多。可他也知道，干什么都需要手艺，可自己除了放牧，会什么手艺呢？
2006年9月，苏开同1355名牧民下山，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农区的一个村子——察汗乌苏村。
这里曾是一个农场。平坦宽阔的土地上，一砖到顶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每间新房都有50平方米，都通了上下水和电，每户房前还有菜地、厕所。乡里的干部说，每间房子政府投入3万多元，每家的电视也是政府给配的。每户按人头每人还划拨了7亩地。为此，州、县每年自筹资金上千万元，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点过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。
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一次次跌落。从马背上下来，放下牧鞭的牧民们对政府给他们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纳，但对于他们陌生的生活方式，却矛盾地捧在手中。
“下山种地，那还是蒙古人吗？”和苏开有一样想法的牧民有很多。山上多悠闲啊，骑着马漫山转，累了下马躺在绿草上，望着蓝天想那些美妙的事，虽然生活苦点，但没有压力啊。
在他们的记忆中，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以牧为生，离开这个草原，放弃牛羊牧歌，怎么向祖先交待？
这样大规模的移民，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担扰。
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作为一个蒙古人的后代，做为一县之长，他背负着造福一方，让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的重任。
刘进喜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，身为巴州党委副书记、主抓新农区建设及生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，他心里非常明白，要改变巴音布鲁克的面貌，使广大牧民脱贫致富，绝不仅仅是从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简单，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工作。
刘进喜说，这需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做细致的工作，不然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。
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移民，但因财力不足、配套措施跟不上，200多户下山的牧民，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，又先后重返山上。
“每天上工都吹号，大家集体出工，挣来的钱大家分。”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，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。
“第一次住进砖房，一拧开关，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。”包海和一同下山的牧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
镇上干部给派了活儿，包海在镇上帮别人收辣子，一天下来就挣了30元。那一晚包海兴奋得睡不着，他掰着手指盘算着，一天30元，一个月就是900元，两个月可就是山上放一年羊的收入啊。他打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好好干，不就是出点力气嘛。
可没过几天，他的梦就落空了。辣子收完了，棉花也收完了，这些力气活儿没有了。盖房他不会，种田他不懂，做小买卖又没资金，包海和多数牧民傻了眼。
没了可以出力气的活儿，包海只好窝在新家里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活儿，周围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陌生。
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多数和包海一样，新奇慢慢淡去，焦虑和困扰弥漫了他们的生活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拾起不多的家当，告别那红色的砖房，向山上走去。
“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移民。
